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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工作的范式转向与时代选择

来源: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9-05-30 16:48:15

本文作者:徐选国,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学,社区社会学,基层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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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工作恢复重建30年来,如何获得生存发展一直是困扰学界和实务界的首要问题。嵌入性发展和内在转型观作为两种主流观点,前者站在专业社会工作的角度,认为(专业)社会工作要获得发展就要“嵌入”原有的社会服务体制之中,而本土社会工作处于相对从属位置;后者则认为,促进原有社会服务系统朝着更好的方向转型即可,专业社会工作只是补充要素。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造成了二分的社会工作话语,在实践中不利于两种社会工作的整合性发展。在对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相关文献以及实践情况进行反思性理解后可知,以往关于社会工作的嵌入观只是权宜性策略,而未触及社会工作的本质和内核。结合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主要矛盾转变,从嵌入系统向嵌入生活的范式转换是新时代社会工作发展的时代选择与应有之义,尝试性地从回归“社会性”的嵌入性找回“嵌入”的价值意涵、聚焦“主体性”的嵌入性关注“人”本身以及塑造美好生活作为新时代的根本任务与时代命题的三个方面来勾勒出一幅新的社会工作发展图景。:反思嵌入性;嵌入系统;嵌入生活;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

社会工作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得以恢复重建以来,总体上以主动嵌入与被动吸纳的双重逻辑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和治理体系完善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工作在世界先发工业化国家已经有百余年的专业实践,并且这百年来社会工作始终保持着一种稳态的、持续的、多元化的发展特点,使社会工作成为因应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各类社群需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化力量和社会保护机制。因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超出了社会工作如何发展、社会工作与国家关系为何的基础性问题。中国社会工作的起源虽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但在过去100年的历史中,社会工作有很长的时间处于中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社会工作模式与改革开放以后恢复重建的模式存在着显著差异,未能得以延续性发展。因此,国内学者习惯将1987年“马甸会议”的召开作为现代意义上中国社会工作的开端,时至今日,社会工作仅有30余年的发展历史。社会工作如何进场、如何发展、如何参与社会管理、如何与既有的社会服务体制互动等,成为这30余年探讨社会工作发展“以一贯之”、却又未真正解决的根本问题。基于此,学界积极寻求对上述问题的破解,以找到符合社会工作发展的学理框架和指导原则。

一、嵌入抑或转型:两种社会工作的发展道路之争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深入影响,社会学、社会工作等曾经被取缔的学科得到恢复重建。由于学科发展历史的断裂,社会工作在民国时期积累的专业实践和理论未能得以延续,因此,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工作发展总体上以西方专业社会工作为参考基准。但由于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生长于特定的宗教、政治、文化、社会、经济脉络之中,且理论体系、价值体系和方法体系相对成熟,这些要素移植到中国语境下,它们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恰适性问题,因而“本土化”成为对西方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中国的不二法门。但在专业社会工作之外,中国社会还有一股长期存在的、且占主导地位的本土社会工作力量,这支力量以传统的民政部门、群团组织以及广大城乡社区工作者为主体,这就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两种社会工作”的基本格局。由于专业社会工作属于“外来的事物”,暂时没有相对有力的支撑体系,而本土社会工作则根基稳固,并有强有力的体制依赖,那么,当我们在谈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时,就必然涉及对两个根本问题的回答:一是中国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什么,二是两种社会工作该如何相处以及如何相融。

关于上述第一个问题,在1997—1998年期间,一批中国香港与内地社会工作专家就社会工作的本质进行了探讨,形成的成果结集在《华人社会社会工作本质的初探》一书中。学者们探讨出来的基本论点包括利他主义、道德与政治实践、社会工作与中国文化(人本观、综合观、中和观等)结合、实践—专业—制度三要素论、助人—维护论、社会工作处境化等。这些有关中国社会工作本质的论点可以概括为功能主义取向和建构主义取向两种范式。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有关社会工作本质的论点基本上是在西方成熟社会工作话语框架内进行演绎的,可以说,对中国社会工作本质的阐释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对于上述第二个问题,也即社会工作该当如何发展的问题,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强调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这种观点的立足点主要是针对专业社会工作而言的,也就是说,弱小的、外来的、缺乏合法性基础的专业社会工作应该如何寻求生存发展之道的问题。熊跃根在论述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及其本土化发展时提出“体制嵌入”观,强调将专业教育嵌入到现行社会服务体制之中。徐永祥在参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过程中,强调社会工作在介入灾后重建时应该主动嵌入受助对象的关系网络之中,主动将自己纳入灾区的行政体制,将自身视为灾区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或者助手。王思斌在对中国社会工作存在的两种样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专业社会工作面临着多重结构性张力,进而提出专业社会工作将通过嵌入现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框架之中开展专业服务,以获得嵌入性发展。在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进行的专门论述中,王思斌进一步指出,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以来,其发展基本上呈现出政府主导下的专业弱自主嵌入状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深,以及新的社会管理格局的逐步形成,社会工作将走向政府—专业合作下的深度嵌入。先不论及上述观点在实践中的形态如何及其所引发的关于嵌入性发展理论的批判,单纯从嵌入性发展本身来讲,它是强调对于专业社会工作如何生存、发展并有效作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站在专业社会工作的立场上讲的,对于本土社会工作的能动性较少关切。实际上,嵌入对象是否做出类似的理解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让社会工作嵌入,并实现从专业弱自主嵌入到深度嵌入的转变,则是始终未能解决的理论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另一种观点应运而生。

第二种观点强调中国社会工作的转型发展。针对嵌入性发展论者的观点,持转型论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是在社会工作二分的基础上来探讨社会工作的发展问题。这种二分思想其实是在认定两种社会工作的对立中来思考社会工作的发展,进而将社会工作置入或安插在相应制度之中,强调专业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而指出另一种社会工作则不具有专业性或者专业性不够。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中国民国时期就有专业社会工作,并且恢复重建后“民政工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实际,意味着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不是嵌入的问题,而是社会福利制度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而产生的内在转型,新建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只是对这些转型的补充。这种观点强调,既有的福利系统可以在社会转型需要以及专业社会工作要素的影响下实现转型,进而超越传统工作模式。这种观点似乎对原有的主导性体制或主导性服务模式持有较为乐观的期待,试图通过某种程度的专业增量注入,进而实现原有社会服务体系的转型升级。实际上,转型论观点可以视作对本土社会工作的维护,强调以本土社会服务体制为本,而代表专业社会工作的力量只是补充性要素。

上述两种观点的实质在于:前者代表专业社会工作立场,通过嵌入性发展实现专业社会工作对社会福利、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积极贡献,这个过程中,本土社会工作需要被改造,以更好地发挥效力;后者代表的是本土社会工作立场,强调中国自身就有(专业)社会工作,不存在嵌入一说,而只需要推动传统行政工作、原有社会服务体制转型即可实现社会福利与社会建设目标,在其中,专业社会工作主体只是一个小的补充。这就不难发现,其实二者论争的实质归根结底在于回答中国“要发展什么样的社会工作,以及如何发展社会工作”这一问题。而上述两种观点既是在中国社会工作二分(两种社会工作)的框架下分别寻求发展之道,却又同时制造了二分的话语体系,导致两种社会工作之间至今仍存在张力和分野。这种理论上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区隔化状态:专业社会工作要嵌入本土服务体制而不能,本土社会服务体系要转型升级亦不能,这其实是一种双重悖论。在上述论争之外,也有一些新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应该坚持融合式发展路径,但如何调适两种社会工作形态和两种社会工作话语,以达到融合似乎还有太多需要研究的问题。

二、嵌入系统: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工作

发展的权宜性策略

上述论争虽然一直未得以消解,但是,从学术面向来看,嵌入性发展观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并以此作为分析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理论依据。当然,也有部分人认为,嵌入论不适合用来解释社会工作。一方面可能由于“嵌入”一直被广泛滥用而失去了其独特性和解释力;另一方面,很多人未真正回到“嵌入”一词的原初语境来把握其深刻意涵。上述情形进一步导致社会工作仅仅借助了“嵌入性”理论的外在概念,而非嵌入的本真含义。

(一) 社会工作中“嵌入”的几种表征

将“嵌入”一词用于社会工作领域,最早可以追溯到熊跃根在2004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10周年暨社会工作发展策略研讨会上的发言,他提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要嵌入体制之中。但是,文章没有对“嵌入”进行理论上的梳理与阐释。后来,王思斌连续在2009、2011年的文章里对“嵌入”“嵌入性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等概念做了理论上的厘定。自此,“嵌入”成为社会工作发展中一个绕不过的“幽灵”,不管是人们接受它、借用它,还是反对它、拒斥它,都成为应用或讨论社会工作的中心概念。通过梳理目前社会工作领域对“嵌入”一词的应用情况,笔者将其主要用法及含义概括如下。

第一,“嵌入”等同于“进入”之意。王思斌在对以波兰尼、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嵌入性”理论集大成者观点进行回顾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它(嵌入)指的是某一事物进入另一个事物之中去的过程和状态。”在谈到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时,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存在着舶来的专业社会工作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两种服务,这原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东西,专业社会工作实际上是进入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原有领地,前者嵌入后者之中。”尽管王思斌的论述非常系统和全面,但是从学术传播或者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来讲,“嵌入”思想越来越多地变成“进入”的代名词。尽管“嵌入”概念尚未引入社会工作之前,实际上的社会工作也同样是按照“嵌入”或被吸纳的逻辑在进行着。例如,在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之后,国内最早引入专业社会工作开展社会服务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浦东新区民政局引入了一批专业社工进入政府运营的服务场馆从事专业服务;上海政法系统较早推动发展的“三大社团”也积极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进入司法、禁毒和矫正领域开展专业服务;2007年以来,以深圳市率先启动大规模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包括岗位购买、社区综合服务项目购买)实践,也体现出政府对社会工作的吸纳以及专业社会工作的主动嵌入。不难发现,这些实践中的“嵌入”基本上就是“进入”之意,“嵌入”本身的理论意涵已被选择性忽视。

第二,“嵌入”等同于“介入”之意。学界对作为整体形象的专业社会工作进入本土社会服务体系进行了阐释之后,“嵌入”一词又被广泛用于指称社会工作在一个个具体服务领域、服务对象中的运用。例如,社会工作嵌入妇女工作、嵌入学校学生工作、嵌入流动儿童、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嵌入精准扶贫等,也可以说,凡是社会工作可以介入其中并提供服务的领域,都有学者在谈社会工作的嵌入。因此,在很大意义上,社会工作对于具体服务领域的“嵌入”,其实就是“介入”“干预”之意,指的是社会工作在这些领域中的专业行动与服务实践,这与“嵌入”本身的理论意涵和意义已相去甚远。

(二) 嵌入系统: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工作的发展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一定时期内呈现出“总体性社会”的特征,这个阶段的实质特征是“社会”的缺失或者尚未生长出来。社会工作相较于本来就存在的服务系统来说,是新生事物;相较于庞大的政府服务体制来说,是非体制化的;相较于市场化体系而言,是非市场化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工作可以视作社会化的。一种新的、社会化的事物要在没有“社会”的状态下生存、发展,何以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嵌入体制、嵌入系统就成为最理性也是必然的选择。然而,从上述两种对于“嵌入”的惯常用法来看,所谓社会工作“嵌入”,实际上只是寻求将社会工作置入某种系统或场域之中,这种思考其实是单边主义的。社会工作进入也好,嵌入也罢,都是进到一个新的或者说陌生化领域,这必然涉及进场问题。小到一个陌生人进入一个小区或者居民家里,大到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到相应的服务体系之中,自然而然会受到所进入系统的怀疑、阻碍、排斥,如何规避社会工作的进入成为一种“抢地盘”、“争夺利益”或是“推销保险”等负面形象,一直未能得以解决。

同时,很多论述都在谈社会工作所具有的专业优势和不可替代性,而相应地对原有服务系统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强化,意在倡导一种“你不行就我来”的专业主义思想。社会工作要嵌入的系统,恰恰是最强大的、且一直在社区治理和社会服务体系中占主导位置的。如果社会工作的嵌入是要通过对其嵌入对象的“贬损”而获得,那么,这种嵌入性发展的企图基本上是不可实现的。另外,也有声音说,“嵌入”的含义体现了二分观念,只要使用“嵌入”就必然会面临着二元张力的问题。到底是概念本身出了问题,还是制度设置逻辑的问题,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即使是用“转型”一词,也意味着要从旧的转向新的、从不太有效的转为更加有效的,等等,似乎又制造了新的二元结构框架。部分学者提出“融入”一词来解决上述概念存在的问题,即如果专业社会工作能够融入既有服务体制,与本土社会工作实现有效联动与融合,那么,它就能够获得发展,并有效发挥其专业优势。这个概念看上去虽美好,但也未能解决实然上存在的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相分离的二元结构。从政府或者以村居委会为主体的传统服务系统来看,至少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我为什么要跟你(社会工作)融合,我为什么要与你合作?我为什么要与你联动,我为什么要支持你进入社区?”。尽管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合作和联动,但是真正的“融合”何以可能,依然值得深入探究。

因此,我们认为,“嵌入系统”既是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以来的权宜性策略,因为只有依靠“系统”或“体制”才能获得生存资源和发展空间;同时,也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因为一种新的事物如何成为社会各方所“普遍接受的社会事实”是需要过程的,而这个过程的特定传统就在于:党政主导推动的事物,其发展境遇会更加顺畅。质言之,与其说社会工作选择“嵌入系统”,不如说是时代发展选择了这样的社会工作。这与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结构化进程的论述是一致的。

三、系统的反嵌与专业的脱嵌:社会工作

实践中的双重处境

上述嵌入性观点在实践中是如何呈现的?在嵌入之后获得怎样的发展?实现从弱自主嵌入到深度合作的双重增能了吗?在主导性的嵌入性发展理论支配以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朱健刚等人注意到社会工作及其所嵌入的街居权力主体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以专业特征、专业服务为优势的社会工作嵌入强大的行政权力体系时,专业权力会让位于行政权力,从而产生服务行政化;在与本土社会工作互动时,可能抱持自身的专业情结、忽视在地化的非正式权力关系而出现专业内部治理的官僚化特征;专业社会工作本身在服务社会、提升社会福祉的同时,不断生产知识、促进专业发展,但由于其服务朝向行政化、治理朝向官僚化趋势,使得专业自身并非自主发展而是卷入在体制漩涡之中出现建制化趋势。个案研究虽不具有普适性结论,并且不同个案下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居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模式不尽相同,但是上述研究所折射出的几个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上述三种后果可以概括为专业社会工作嵌入街居权力网络时遭遇的反向嵌入,以及社会工作本身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专业式微或者专业脱嵌。专业脱嵌指的是社会工作未按照其应有的轨道或其原初使命予以实践,而是出现专业变异、专业稀释和专业建制等问题。有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社会工作在参与精准脱贫过程中只是形式的嵌入,而却出现了实践的脱嵌。具体而言,本文所指出的反向嵌入和专业脱嵌体现在下列三方面。

(一) 专业社会工作的外部进入性角色,遭遇既有权力主体的反向嵌入

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提出反向嵌入性这一概念,意指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由于民办社会服务组织本身的力量弱小或者其他因素,使得越来越多具有国家背景的社会组织成为政府购买的主体,型塑了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可能是主流嵌入性发展观对于“权力关系”的小觑或者忽视,实际上,这是当前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区治理不可忽视的微观权力生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嵌入”是双向进行的,社会工作嵌入具有体制特征的权力主体时,也必然会受到对方的反向作用力。类似的研究还提出专业社会工作在妇联系统中的层级嵌入,以寻求一种迂回式承认发展逻辑。还有研究提出专业社会工作针对政府特定条件下采取的浮动控制进行策略性的分层嵌入行动。这些研究其实都在强调专业社会工作与政府或嵌入对象之间的双向关系。但是,当我们在使用双向嵌入时,已经暗自承认了“嵌入”一词的无意义感,因为,“你嵌入我、我嵌入你”的双向作用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主导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就是一直致力于解释这种双向作用关系的。而关于这种国家与关系的理论至今仍然争论无休,所以我们不能继续沿着这条路径进行分析。如果仅仅是解释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后受到何种程度的反向作用是不够的,应该从更深层次的机理上思考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性问题,而非仅仅停留在嵌入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上。

(二) 作为组织载体的民办社工服务机构专业使命和组织愿景发生偏移

从笔者近十年来接触到的不同社工机构负责人的反馈来看,他们的机构在最初成立时一般都带有强烈的价值关怀、社会使命和组织愿景,这种愿景和使命与专业社会工作的使命是内在契合的。但是,随着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递增,社会工作机构的规模随之扩大,而在缺乏有效且精准化的专业服务评价机制的前提下,政府一般选择具有新公共管理主义导向的绩效评估方法,注重量化指标,通过对量的规定来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因而容易造成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需求生成的失焦。同时,以量取胜的政府绩效评价机制也可能成为一部分社会服务机构借机扩大规模的潜在策略。实际上,珠三角地区的很多社工机构拥有数百名社工不足为奇。当一个社会工作机构变成超大型组织的时候,组织中的每一个社工就只是扮演一个原子,他们在获得机构、同伴、上级主管或者督导等方面的支持就相应地大打折扣。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线社工的高流动和流失率与这种组织环境不无关联。正因为如此,在某个省级民政厅的官方微信号推送文章里指出对以往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的社工机构的责难,意在指出这些社工机构存在专业使命和组织愿景的偏移。这让我们进一步追问:当承载着专业使命的社工组织愿景发生了偏移时,其将会对社会工作行业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难以估量的。

(三) 专业社工队伍感知“专业稀释”“无力感”和专业知识断裂现象显著

在对一线社工的调研中,有社工表示,“社会工作的初心随着行业规模的扩大,却出现了专业稀释的现象”。这意味着社工行业发展的数量和规模都在扩大,但是质和有效性却并未提升。这无疑与“内卷化”理论表达的“有增长无发展”思想颇为契合。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工们心中秉持的那个“初心”不断遭遇碰创,产生一系列“无力感”,让他们不断怀疑自己、怀疑社工这份职业,甚至怀疑整个社工行业,出现了对专业和行业的迷思。另外,在实践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整个社工队伍与金字塔形状十分相似,最底层是最广大的一线社工,而往上可能是项目主管、社区服务中心主任、督导助理、初级督导、区域总监/部长、副总干事、总干事等。这样的结构虽然是现实情况的真实反映,但是却蕴含着某种深层次的危机:如果一线社工能够坚持三五年,可能有望成为社区服务中心主任,再坚持下来也有机会成为督导,甚至机构管理层。然而,需要关注的现实是,金字塔越往上机会越少,所以能向上流动的社工是极少的。这种现实决定着大多数社工知道自己晋升无望,所以容易流走,然后再有新的一线社工补充进来。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关键的问题:一线社工循环更替,向上流动的少数社工逐渐扮演管理层角色,即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依然有督导职责,但是一肩多职的现象司空见惯,所以中上层的社工骨干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一线社工进行专业督导和专业对话,并促进专业知识由下而上生产和延续呢?实践中我们发现,“专业知识的生产基本上是不连通的”。如此这样,一线社工仅仅是补个位,而缺乏上下衔接的专业交流,因而难以促进专业的积累。另外,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近几年珠三角地区招募的一线社工中,“专业纯度”已出现下滑,前几年进入社工机构或岗位的社工多是社会工作专业或是相关专业毕业的,而这几年则在专业上出现了混杂的现象,只要考过社工证都可以持证上岗;且在学历层次上出现“低学历化”的现象,即以前多数是本科,有部分研究生进入一线,而现在则有越来越多的专科学历层次人员加入社工队伍之中。

不难看出,按照目前主导性的嵌入思想,专业社会工作要嵌入原有社会服务体制才能获得发展,以及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被吸纳或导入社会治理创新议程之中,其结果是,专业社会工作可能沦为一种规训技术或者技术治理。问题的关键到底出在哪里?仅仅是概念上的问题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嵌入”概念的滥用以及误用,可能是造成目前诸多混乱的根源之一。那么,是很多人认为的体制原因吗?我们认为,不能把多数事情归因为体制因素,必须重新寻找解释路径,重构社会工作的实践话语体系。这就需要将社会工作拉回到特定的社会政治脉络之中(socio-political context),重新阐释当前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工作,进而重新书写并实践这种新的社会工作知识或话语体系。

四、嵌入生活: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转变下社会工作的生活转向

前述用了较大篇幅把目前有关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的本意及其现实发展状况进行了呈现,我们能够从中获得几个不言而喻的认识。一是学术界关于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叙事与现实中对社会工作的需要形成相互契合的局面,这种局面并非全是由学术话语来建构而成的,而是由学术话语与实践场域的相互建构而成。二是现有的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包括学术上的和实践中的)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正如笔者所指出的“系统的反嵌与专业的脱嵌”,这意味着,在“嵌入系统”范式下,社会工作的专业自主、有效治理都尚未得到彰显,社会工作的时代使命与专业特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社会工作切身发展的立足点和落脚点错位所致。前述关于“嵌入系统”的论述已经表明,这种范式下的社会工作发展是一种权宜性的,也就意味着这种发展逻辑并没有彰显社会工作的核心属性,它只是社会工作在特定历史脉络中的生存理性或策略性路径。如果“嵌入”一词仅仅用来指社会工作“进入”什么场域、为某个群体提供服务的话,它就失去了“嵌入”理论本身应有的深层意涵,也难以改变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固有瓶颈。那么,社会工作应该以什么为根本落脚点或关注点?笔者认为,应该超出目前对于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技术层面的关注,而转向社会工作本身的内核和价值维度上。关注“嵌入”的价值属性是与既往“嵌入系统”范式更多关注技术导向的根本区别;同时,关注时代的核心命题及其生活实践,是“嵌入”思想应有的时代意涵,也是“嵌入系统”范式所悬置或忽略的面向。基于此,本文尝试性地从回归“社会性”的嵌入性找回“嵌入”的价值意涵、聚焦“主体性”的嵌入性关注“人”本身以及塑造美好生活作为新时代的根本任务与时代命题的三个方面来勾勒出一幅新的社会工作发展图景,并将这种区别于“嵌入系统”的范式称为“嵌入生活”范式。这两种范式之间的各自机理及其差异见图1和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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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蕴含“社会性”的嵌入性:不能以“进入”“介入”简化“嵌入”

笔者曾在一些场合提到,目前有关嵌入性概念的用法,其实是一种权宜性的。也就是说,是基于某种方法论主义的逻辑而借用它。而这正是格兰诺维特意义上的“嵌入”思想,他指出,经济行为(乃至个体的所有行为)要嵌入其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种思想体现的论点在于:人的行为要适应其所处的环境系统,才能够有好的互动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嵌入观缺乏从价值层面对于人的行为为什么要嵌入社会网络的解释。相反,这个缺陷其实是格兰诺维特在发展波兰尼的“嵌入性”思想时选择性地忽视掉了。波兰尼在研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时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嵌入社会的。如果市场按照自我调节的方式运行,比如将劳动力(人)、土地(自然)、货币等非商品变成虚拟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市场上进行流通,就出现了市场(对于社会)的脱嵌,进而产生一系列灾难性后果。与市场的自发调节行动相伴而生的社会反向保护运动也随之发生。不难看出,波兰尼的“嵌入”体现了某种终极论色彩,从本质上规定了市场嵌入社会的本体论逻辑,而不能出现相反的逻辑,否则就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进一步来说,波兰尼意义上的“嵌入”其实带有很强的价值性,强调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因此可以说,在社会建设或者社会工作领域延引“嵌入性”思想,具有较强的内在连接性,因为社会工作本质上就是社会性的。

(二)聚焦“主体性”的嵌入性:规避以社会结构压制个体自主性

当给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赋予了价值意涵(这是以往使用嵌入性发展所普遍忽视的面向)时,就应该跳出社会工作应该嵌入谁(主、客体关系)的学理争论上来,而应该关注社会工作的本质内核。全球社会工作的最新定义指出,社会工作是实践为本的,旨在推动社会变迁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赋权并促进人的解放;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是社会工作的核心目标;社会工作、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本土知识构成社会工作的多元化理论,以此增进个人和组织福祉。社会工作的本质特征是社会性的。但是不能因为强调社会工作具有压制性、结构性的社会性而忽视了人本身以及人的主体性。因此,在关注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时,应该将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与人的主体性结合起来。通过强调社会工作嵌入/进入相应的系统来寻求发展,只是权宜性、策略性地解决社会工作怎么办的问题,而没有深层次连带着社会工作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因此,归根到底,社会工作是聚焦人的。这就需要把社会工作的发展与对人的服务、人与社会的福祉的提升作为社会工作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向,不能为了争取生存发展空间而把社会工作的人的目标悬置或者搁置起来。如何将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与人的主体性结合起来,通过塑造人的生活世界,嵌入生活,以构建人的美好生活,成为社会工作的双重属性的最佳结合点。

(三) 塑造美好生活:新时代专业社会工作与基层党政主体的共同使命

如果说社会工作在近些年的发展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及限度的话,这一定与它的发展逻辑密切相关。笔者曾在一篇回顾性文章里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工作的发展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之前。这一阶段社会工作主要是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而被引入的,其代表性案例包括上海浦东新区率先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进行公共服务场馆服务,以及政法系统引入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禁毒、司法和社区矫正等领域,为后来全国性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推进做了地方经验探索。第二阶段是2006年至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社会工作被纳入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议程之中,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进程。第三阶段是2013年以来。社会工作被纳入社会治理创新议程之中,作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有机构成,致力于实现共享发展的社会目标。当下,全党、全国各级政府以及相关主体的共同宗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破解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建构。社会工作被纳入这一战略行动体系之中,有必要在以往的主导性发展逻辑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的新特点、新要求重塑社会工作的当代意涵,将社会工作的使命与塑造人们更加美好生活的目标结合起来,从嵌入体制转向嵌入人们的生活之中。这是一种从方法论嵌入向更深层次的本源性嵌入转变的思路,也是对过往嵌入性发展思路的一种纠偏,否则永远改变不了社会工作嵌入中所处的反向作用力。这种发展策略不仅与党和政府的核心目标相一致,而且在当前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格局下,社会工作可以在结合自身专业优势的同时,借鉴和整合党政系统优势(例如组织动员居民的优势、社区信任与准入优势、情感治理优势等),以不断形成在地化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在此过程中可以不断推动本土社会工作价值、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形成,以建构符合实际的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三十余年应该坚持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和专业自觉。

五、结束语

即使没有嵌入性发展观的理论建构,社会工作在实践中依然按照既定的模式运转着。因此,本文之意不在对嵌入性发展观加以批判抑或否定,而是试图结合该理论在社会工作中的运用及其实践进行反思性理解,以期结合嵌入性理论的原初意涵以及新时代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加以连接。实际上,过去10年来一直在运用的社会工作嵌入观试图解决的是社会工作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这是需要的、也是由客观因素所决定的。我们把这种情景下的嵌入性发展称作“为了生存的嵌入”或者“方法论嵌入”,仅仅是为了让社会工作能够进入某种场域的权宜性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阶段特性。但是,由于这种嵌入观立足于专业社会工作的立场思考问题,容易忽视社会工作嵌入客体具有的能动性、自主性,它们甚至可能造成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反噬(如上文图1所示)。在这个意义上,专业社会工作的合法性长期未能得以建立,其专业优势未能有效发挥的根源就显而易见了。

中共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出了历史方位判断,并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做了科学阐释。这为社会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重塑专业使命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据。其中,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们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成为新时代党、政府和社会工作的共享治理目标(如上文图2所示)。社会工作只有从嵌入系统的发展观向嵌入生活的发展观的范式转向,才能够更好地契合新时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也才能够协同参与到党、政等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治理行动体系之中。这意味着“嵌入”本身的内涵需要更好地与时代内涵相结合。文章指出,嵌入日常生活世界,致力于促进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应有的价值关怀和专业担当。这与新时代背景下党建引领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提升人民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的总目标是内在契合和互相强化的。只有进一步将社会工作的注意力转向生活的面向,社会工作才能够真实地接触社会问题、回应民声诉求、增进人与社会福祉,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全面推进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进程之中,其核心面向是生活治理,核心落脚点是人。社会工作如何更好地嵌入生活治理的生态系统之中,既是新时代对社会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工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应有作为。只有将社会工作与党政主体的核心关注点加以连接和整合,才是社会工作立于不可或缺地位的重要法宝。

(编辑:侯程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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